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邓小平始终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为统一战线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报告提出，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提出“全党重视做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

　　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担负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等重任，领导西南地区土地改革、剿匪反霸、人民政权建设、恢复国民经济和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对统一战线高度重视。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报告提纲中，邓小平指出：“加强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工作，城市中统一战线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在这一方面要做更多的工作。用代表会议的方法去组织、团结和教育市民，参加城市的管理和建设工作。”他强调要贯彻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邓小平明确指出：除在各方面掌握住正确的政策之外，我们必须多向资产阶级做些工作。经验证明：多做一分工作就多一分效果。不愿去接触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毛病，应加纠正。工商业联合会的工作应该加强。1951年春天，根据毛泽东“到南方去看看土改”的建议，梁漱溟作为西南土地改革工作团四川分团成员到四川调研，听了邓小平对四川情况的报告和在土改分团会议上的讲话，参观了土地改革后的四川农村，感受很多。他回北京后，向毛泽东汇报说：四川搞得很不错。四川解放不过两年，那里就开始安定下来。以前我在四川好多年，那是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如今变化那么快，是我没有料到的。这一局面的取得，首先得推刘伯承、邓小平治川有方。特别是邓小平，精明能干，有才华，有水平，年纪轻轻，深得人心。毛泽东听了，高兴地说：梁先生看得蛮清，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邓小平长期主持一大战略区工作，总揽全局，“举重若轻”，在老一辈革命家中传为美谈。

　　邓小平从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感受到“我们革命的胜利是和统一战线工作分不开的，没有统一战线，仗不会打得那样好，即使打胜了，工作也不会做得那样好。但是我们的干部并不是都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统一战线工作必须加强……首先就要把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原则性弄清楚……必须先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为此，1951年3月，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次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他在报告中用大量生动鲜活的例子，教育高级干部，阐述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去年二三月后，到处闹土匪，物价波动，我们的部队和地方的干部，到处找开明士绅、工商界及其他方面的人士，要求人家支持剿匪、征粮，这也是做了统战工作。土匪一肃清，公粮一征完，这种工作就不去做了，或者做得不多了。为什么要团结更多的人一块来剿匪、来征粮呢？这里反映了一个事实，在困难的时候需要他们一起来做工作，说明这些人是不可少的。”邓小平讲的事实，来自实践，源于生活，既具体又生动，深深教育了大家。他进而强调“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就是争取了一切可能争取的朋友，孤立了敌人”。以史鉴今，论从史出，最能说服干部、教育干部、启迪干部。邓小平说“我们有的部队同志把胜利只看作是枪杆子打出来的，这是不全面的……我们的胜利，一方面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另一方面也和统战工作分不开”。邓小平以长征到达陕北为例，红军主力初到陕北，“被十多万敌人包围，非常困难。党把一些最好的干部派去做统战工作”，与张学良、杨虎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形成了抗日救国的新局面”。邓小平还说：“抗日战争时期，我们部队到达华北、华中后，人人感到需要有统战工作，因为我们有了朋友就可以站住脚跟。那时甚至对一个碉堡的伪军，都拼命地去做统战工作。”邓小平进一步论证统一战线对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作用：“在解放战争中，我们聚精会神地从政策等方面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了各民主党派。蒋介石也争取他们，但我们胜利了。我们由于得到了各阶层人民、各民主党派的支持，理直气壮，士气很高，才打胜了。”邓小平列举了正在进行的抗美援朝与统一战线的直接关系：“抗美援朝开始的时候，有些人，包括一些民主人士、工商界和知识界人士，有疑虑。后来由于加强了工作，各界都赞成、拥护，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资产阶级也出来游行，这样就长了自己的志气，灭了敌人的威风。”“这个宣言表明了抗美援朝是举国一致的。如果不要统一战线，内部不团结，能够抗美援朝吗？”邓小平从统一战线与中国革命和抗美援朝的重要关系中得出结论：“在历史上，统一战线是决定革命胜利的三大因素之一。没有统一战线工作，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办不好的。”邓小平循循善诱，侃侃而谈，从历史到现实，从理论到实践，从全国到西南，从长征结束到抗美援朝，给西南地区领导干部上了统一战线的生动一课。西南局和各级干部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正确对待起义部队和军官，团结民主党派和工商业者，实现西藏和平解放，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宗教问题和各类社会问题，各项工作蒸蒸日上。西南地区呈现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景象。

　　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期间，和刘伯承、贺龙率部解放大西南，领导西南地区的党政军工作。他团结社会各界人士，参加领导进军西藏和西藏和平解放工作，推动西南地区实现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党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是长期的”

　　1952年7月后，邓小平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在1956年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在领导全党的统一战线全局方面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

　　1952年7月，邓小平到中央工作，担负更加重要的党政军领导重任。在中共八大上，邓小平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专门论述了统一战线工作：“现在我们党内还有不少的同志，甚至还有一些负相当领导责任的同志，仍然犯着不愿意或者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的毛病。这实质上是一种非常有害的宗派主义倾向，必须克服这种倾向，才能使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得到贯彻实行。”邓小平一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尤其善于汲取历史经验和历史智慧来解决现实问题。他说：“必须使这些同志了解，我们党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是长期的，这一个方针是早已确定了的。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我们党就实行了同党外民主人士合作的方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同各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民主人士的合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十多年的经验证明，这种合作对于我们党的事业，是有益而无害的。”邓小平分析了民主人士的变化过程和民主人士发挥的独特作用：“同我们合作的民主人士中，有许多人最初在政治上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但是在合作的过程中，他们的立场，逐渐在不同程度上向社会主义方面变化了，并且将继续向这个方面变化。当然，这种合作中间是有斗争的，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这些党外的民主人士，能够对于我们党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能够发现我们工作中的一些我们所没有发现的错误和缺点，能够对于我们的工作作出有益的帮助。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以后，在他们的立场和我们的立场比以前更加接近以后，他们可以给我们的帮助只有越来越多。”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得出的结论是：“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继续扩大同党外人士的合作，使他们在我们的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和在国家各方面的事务中，发生更大的作用。”在中共八大上，邓小平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他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期间，试行“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文艺八条”等条例，调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贯彻落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进一步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支持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从各个方面推进统一战线发展。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20世纪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国内外形势出现许多新变化。为了更好发展社会主义，邓小平提出，“共产党要接受监督。”“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第一，是党的监督。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党的监督是最直接的。”“第二，是群众的监督。”“第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在西安干部会上，邓小平说：各党派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思想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十六个字，毛主席讲了这十六个字的方针对我们国家有深远的影响，对我们党有极大的好处，对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很大的好处。如果我们不注意，不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要僵死起来，马克思主义要衰退，只有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意见表达出来，进行争辩，才能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辩证唯物主义。邓小平还总结了苏联的教训，指出：“这一点，斯大林犯过错误，就是搞得太死了，搞得太单纯了。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在一个时期衰退了。”邓小平认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也是这样，有监督比没有监督好，一部分人出主意不如大家出主意。共产党总是从一个角度看问题，民主党派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出主意。这样，反映的问题更多，处理问题会更全面，对下决心会更有利，制定的方针政策会比较恰当，即使发生了问题也比较容易纠正。邓小平阐述的统一战线思想具有极大的前瞻性、实践性和深远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民主党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西南地区负责人到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邓小平始终不渝地坚持把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法宝之一，高度重视，认真实践，及时总结经验，不断推向前进，为统一战线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作者：薛庆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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